1941年底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军进占上海租界。美国教会所办的东华大学将被接收。教授江浩提出停办学校，免为日寇利用，并在上最后一课时，鼓励学生为民族生存而斗争。不久，江浩即被日军逮捕，直到抗战胜利后，他才获得自由，回到东华大学执教。江浩的次子思远，在东华大学就读，并积极领导学生运动。江浩仍认为美帝国主义是讲民主的，与思远产生了矛盾。1947年春，上海掀起了“反内战、反饥饿”热潮，上海各大学积极响应，江浩也参加了游行。反动政府出动军警特务镇压，思远当场被捕，丁孟辉被打伤。从此，江浩才彻底看清了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本质。他在好友杨建的帮助下，投入了革命斗争。思远被释后，随即奔赴解放区。同一天，江浩在回家的途中被特务暗杀。丁孟辉决定继承丈夫的遗志，继续斗

解放初期，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部队逃入猛河藏区。为剿除这一小撮残敌，我方派陈少华率领工作团进驻猛河。工作团要求猛河土司罗布单增帮助政府，而同时，敌特谢春甫也在进行活动，他通过欺骗、恫吓等手段，挑拨猛河人与瓦日人的关系，从而达到离间藏族和解放军关系的目的，想要就此挑起一场反革命暴乱。 　　 陈少华针对特务的破坏，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 ：一方面劝说罗布单增支持共产党 ；同时，对特务的阴谋活动侦察取证。为消灭罪证，谢春甫想毒死猛河大管家郎介，没有得手。国民党又加强了力量，多派了特务到猛河来，威逼罗布单增逮捕陈少华等人，而此时，人民政府亦得到消息，派兵进驻猛河。谢生怕阴谋败露，杀死了郎介，而郎介在弥留之际向罗布单增告发了谢春甫的所做所为。罗布单增这才恍然大悟，他终于分清了是非黑白。 　　 最后，在罗布单增的配合下，我军一举歼灭了这股国民党残匪。

1947年秋，国民党匪军侵占辽阔的昌潍平原，河东武工队长马汉东在战斗中身负重伤，生命垂危，他命令通讯员小陈送给给河西司令部，请上级派负责干部到河东整顿队伍，坚持斗争。小陈通过敌人封锁的潍河，顺利地到达河西。但他刚上岸就遭遇叛徒陈兴，一番角斗，陈兴中弹负伤，小陈乘机急奔陈庄。但陈兴并没有死，他带还乡团到小陈家搜查，把小陈的父母和弟弟带走，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小陈的下落，但没有任何收获。敌人释放了小陈的父亲，企图用他引出小陈。司令部派姚队长和杨副队长到河东去，但二人不会游泳，渡河时遇到困难，姚队长和小陈在沙滩上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。小陈的母亲和弟弟宁死不屈，英勇牺牲。陈父强忍心中的悲痛，毅然挟着武工队员凫水渡河。小陈为掩护大家，继续与敌人搏斗，后因寡不敌众跳入河中。不久后，获救的小陈与父亲一起加入河东武工队展开的大反攻战斗中，将敌人全部消灭。

根据安波的同名话剧改编。朝阳屯是诺敏河边的一个小村子。在实行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，屯长崔成是个热心的人，但性格急躁，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，要求单干户加入农业合作社，由于屯内条件不成熟，工作中出现了混乱与不良的现象，引起了部分社员的不满。崔成的亲戚孙守山第一个要求退出合作社。崔成对他采取了粗暴和打击的态度，并以串地威胁孙守山。党支书高振林纠正了崔成的错误做法，同意孙守山退社。合作社在高振林的正确领导下，扭转了过去的混乱现象，渐渐兴旺起来。秋天到了，合作社的小麦一片丰收。这时，单干的孙守山遇到了困难，合作社帮助他解决了问题。孙守山真正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，他又回到了合作社。

女学生江玲玉，家住江西，在上海某大学就读，寄居姨母家。抗日战争爆发，玲玉不顾姨母和表兄周家荣的阻止，毅然参加救亡演剧队，沿京沪线宣传抗日。不久，她与同队青年音乐家高礼彬相爱。随着战争发展，演剧队长途跋涉，辗转湘桂黔，到达重庆。这时周家荣假公务之名，来重庆做投机生意，以金钱为饵纠缠玲玉，被玲玉拒绝。抗战胜利后，玲玉与礼彬成婚。周家荣摇身变为“接收大员”，返沪前寻访玲玉，欲携同行，得知玲玉已婚，悻悻而去。玲玉与礼彬复员回沪，无处栖身，不得已仍寄居姨母家。周家荣靠“接收”大发横财，礼彬和玲玉则一贫如洗，幸得老友夏光原相助，租得一间阁楼栖身。礼彬当小学教师，玲玉在一家报社任记者。不久，礼彬因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，患了肺病，玲玉怀孕后仍坚持工作。一夜，大雨倾盆，玲玉准备写稿揭发周家荣“劫收”的罪恶，因体力不支，回家途中晕倒街头。礼彬和演剧队员们四出寻找，后得悉玲玉已被送往医院，即赶赴医院探视。玲玉已早产，医嘱需长期休养。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